国内动力锂离子电池产业的集群效应正在逐步显现。
近日，杉杉股份旗下主营负极材料业务的上海杉杉在宁德设立了全资子公司——福建杉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杉杉”)，作为原材料加工、生料加工、石墨化、碳化到成品加工的一体化生产基地，建成后的福建杉杉形成每年5万吨动力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的产量。
杉杉股份的布局显而易见，紧随大客户布局节奏，配合宁德时代的动力锂离子电池产量扩张。
事实上，杉杉股份并非第一个“逐客户而居”的公司，早于2014年，天赐材料旗下的电解液公司东莞凯欣就成立了宁德市凯欣电池材料有限公司，此后的2015年，主营隔膜业务的东莞卓高也设立了宁德卓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而假如将目光投放到整个动力锂离子电池行业，会发现这样的案例正在变得越来越多，配合国轩高科合肥基地的星源材质、跟随沃特玛在全国四处落子的沃特玛创新联盟成员公司、围绕力神而在天津布局的材料公司……
除此之外，高工锂电网还获悉，包括厦门钨业、斯诺实业等主流材料公司都有围绕大客户设厂的战略规划。
1990年迈克˙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首先提出用产业集群(IndustrialCluster)的概念，产业集群效应是指集中于一定区域内特定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公司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积聚体，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
假如用迈克˙波特的概念来检视锂电行业的这种变化，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动力锂离子电池产业化的向前推进，围绕于巨头而形成的产业集群效应正在逐步显现。通过在空间上与主流客户进行同步布局的形式，来降低公司综合成本和市场风险，并实现规模效益和产业协同效应，正在成为越来越多锂电产业链公司的共同选择。
事实上，锂电产业的集群效应已有先例，2010年左右，数码3C行业的快速发展浪潮下，一大批锂离子电池、材料、设备公司围绕终端消费产品制造商，集聚于深圳、东莞，也形成了国内最大的产业集群。
高工产研锂电研究所(GGII)数据显示，高峰时期，东莞和深圳大大小小的数码电池公司超过400家，而围绕于此建立的设备和材料公司更是不计其数，因此，一方面是区域性的产业集聚，另一方面却又呈现出“小、散、乱”的市场格局。
与上一轮数码锂离子电池产业集聚所不同的是，动力锂离子电池的集聚效应从一开始就呈现出巨头主导的趋势。
尽管国内动力锂离子电池公司数量接近150家，但GGII的数据显示，排名前十的公司占据将近80%左右的市场份额。无论是政策导向还是市场发展趋势，都在呈现巨头集聚的趋势。
国轩高科总裁方建华此前向高工锂电网表示，2020年新能源汽车动力锂离子电池产量需求将会超过100GWh，国家层面会重点培养3~5家产量达到30~40GWh，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公司，这意味着无论是在电池领域，还是在材料、设备领域，整个行业的集聚程度会越来越高。
而梳理具备产业集群发展趋势的几个区域不难发现，一般都是由国内动力锂离子电池公司龙头带动，与之匹配的也都是在各个细分领域领先的领军公司。与国轩高科配套的星源材质，与宁德时代配套的杉杉股份、天赐材料等公司，都明显呈现出这种趋势。
“强强联合将成为动力锂离子电池产业集群发展的一大趋势，随着政策的引导和产业门槛的提升，整个行业的集中度会越来越高。”高工产研研究总监高小兵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巨头主导的产业集群将有助于推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有关国内动力锂离子电池技术和市场的成熟将会起到积极用途。
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有关区域性的龙头公司和相关配套公司而言，集群效应可以实现1+1>2的效果。
于配套的材料公司而言，在空间上紧随大客户的布局，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市场风险，降低运输成本，增强公司生产和销售的稳定性，提高对下游信息的灵敏度，并有关客户需求可以实现快速反应，在此基础上，提升公司进入壁垒，建立自身的行业竞争力。
从动力锂离子电池龙头公司的视角出发，上游原材料公司的集聚将推动其实现本地化采购，提升其在生产成本、原材料供应、产品价格等方面的市场优势，而上下游公司的深度融合还有助于其自身技术和产品的快速升级，在此基础上，有望实现动力锂离子电池的规模化效应。
与此同时，产业集群还有望出现滚雪球式的集聚效应，吸引更多的相关公司到此集聚。产业集群的雏形一旦形成，便进入了内部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过程，即吸引更多的相关公司向该集群聚集，而新增的公司又增大了集群效应，如此出现滚雪球效应。
GGII判断，随着动力锂离子电池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未来几年，国内有望形成以福建宁德、安徽合肥、广东深圳、天津、江苏常州等多个动力锂离子电池产业集群重点区域，而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动力锂离子电池产业也将会成为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
原标题:材料巨头“逐客户而居”动力锂离子电池产业集群崭露新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