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氢”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在“加氢减碳”能源进化史上，氢能被视为“人类终极清洁能源”，以氢为能源构建氢经济社会，成为全球紧盯的战略制高点。根据国际氢能委员会发布的《氢能源未来发展趋势调研报告》，到2050年，氢能源需求将是目前的10倍，全球能源需求的18%将来自氢能源，全球范围内氢能产业将创造2.5万亿美元市场价值。
今年全国两会，“推动充电、加氢等设施建设”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将近期炙手可热的氢能推至风口。回望我国数十年的氢能产业历程，起步不晚，但远未达到其应有的段位。
所幸，作为解决能源资源问题和环境危机的有效途径，氢能在我国的热度不断提升：《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2016～2030年）》将氢能产业纳入国家能源战略，十余省市发布氢能产业规划，氢能成为我国能源革命重要的探索方向；2018年成为中国氢能源及燃料电池产业发展元年，有组织、有计划、有方向的集群攻关开始形成；“长三角氢走廊”、山东“中国氢谷”、大同“氢能之都”，国家电投、中广核、华能试水可再生能源制氢……各地积极探索、能源央企频频动作。
氢能未来的发展，制氢是基础，储运和加氢是其应用的核心保障。当前，我国氢能发展已具有一定基础，现有工业制氢量已达2500万吨/年，到2018年年底，国内正在运营的加氢站达到19座，排名全球第四，我国基于氢能源全产业链包括制氢、储氢、运输、应用的产值已经达到2000亿元的规模。
但对氢能发展的现实问题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氢能和燃料电池关键技术装备发展滞后，技术标准以及检测、认证和监管体系不健全，氢能产业体系和商业模式尚不成熟，缺少统一规划。
在能源革命进程中，我们如何不负“氢”？
业内建议，在加强氢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推行氢源多元化及氢能多元化、规模化应用，“多源”+“多元”，是实现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从制氢“多源”来讲，煤炭地下气化制氢符合我国的国情，未来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大规模化工行业带来的副产氢，享有氢源的“天时地利”。当前，天然气重整制氢和可再生能源制氢技术仍待攻关，利用富裕可再生电力制氢，应成为建设“氢能社会”工业氢气的主要来源之一。
从推进氢能发展的力量来源来讲，政策驱动、跨界融合、技术攻关、市场催化“多源协同”是正解：
其一，加强顶层设计，打造良好产业环境，统筹推动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在政策主导下，能源革命进程加速推进，研究制定我国氢能产业发展路线图，明确氢能发展战略定位、目标和任务，精确布局，方能推进氢能健康、协调、有序发展。
其二，跨界协同，将氢能源技术及其关联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强化“中国氢能联盟”等产业联盟作用，整合能源生产、装备制造、交通运输、冶金材料领域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研发与产业优势，建立开放共享的技术平台，借力央企雄厚资金支持氢能基础设施建设。
其三，科技攻关，市场催化，激活氢能需求侧潜力。拓展氢能市场，低成本制氢、供给链完善、规模化利用缺一不可。当前，亟待重点开展高效低成本制氢储氢技术、氢液化技术等关键技术研究，为氢能产业链提供技术支撑。此外，政策补贴、税收优惠、设立示范基地等扶持措施不可或缺，相关技术标准及检测、认证、监管体系有待尽快完善。
氢能可横跨电力、供热和燃料三大领域，“多元”应用及各应用类型的有机互补，为“氢能天下”提供了可能。“发电、发热、促交通”，国际能源署对氢能应用前景如是评价。
——交通领域是氢能和燃料电池初期应用的主要市场。《中国氢能产业基础设施发展蓝皮书（2016）》预计，到2020年，中国燃料电池车辆要达到1万辆、加氢站数量达到100座，行业总产值达到3000亿元。需要强调的是，实现加氢站商业化运营，要从规划设计阶段就开始关注加氢站类型及氢源的选择，精准确定工艺流程及设备配置，特别是控制系统的选择。
——强化氢能“万能链接”功能，促进能源互联互补，实现跨能源网络协同优化。作为高能量密度无污染排放的二次能源，氢能具有远距离输送、大规模存储和“氢—电”互换的特性，是有效耦合传统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系统，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的重要能源。例如，在弃风弃光弃水问题严峻或电网峰谷差较大地区，推进氢储能系统示范，有助于实现多种能源跨地域、跨时间优化配置。《中国氢能产业研究报告》预测，未来氢能在我国终端能源体系占比“至少”要达到10%，与电力协同互补。
氢能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其核心在“新”，昭示新的趋势，创造新的机遇，也将面临新的挑战，迎接“氢能时代”，我们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