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多次对外宣布将在2012年一月一日复产，但上海江森自控国际蓄电池有限公司（下称江森上海厂）都未能如愿。从去年九月开始，上海市浦东区康桥镇康花新村居民偶然发现的子女血铅超标事件，让江森上海厂一直陷于被动。因为它仅距离康花新村约600米至700米，被锁定为该区重要的排铅单位。
在随后的调查中，浦东区环保局发现江森上海厂实际上已提前达到全年的生产用铅量，于是责令其不能再生产。不过，去年血铅事件发生后，美国江森自控有限公司能源动力亚太区高级沟通经理于丹多次澄清，还暂时未有证据表明江森上海厂与康花新村的铅污染事件相关。
也正是基于这个事实，江森方面一度对外宣称，将于2012年一月一日恢复生产。而眼下的真实情况是，虽然血铅事件已经发生了近5个月，上海官方仍未对外公布最终调查结果。所以，江森上海厂到底何时能够复产，也还是未知之数。
实际上，2011年十二月三十日，就在江森进行上海厂准备两天后复产的准备之际，浦东新区政府下发给江森上海厂一份通知，称其与康花新村的铅污染事件存在较为明显的关联性，所以责令其继续停止生产。
但在官方未进一步给出准确结论时，一份由行业协会组织的调查，却给出了不同的判断。去年十月，由我国电器工业协会铅酸蓄电池分会（下称铅酸电池分会）牵头，组建专家组对康花新村周边土壤进行了调查。并于2011年十一月底形成了一份《康花新村血铅事件溯源调查报告》（下称《溯源报告》），十二月将《溯源报告》分别递送至环保部、工信部、上海市环保局、上海浦东康桥工业区管委会等相关部门。
该报告的结论称，有关康花新村的铅污染，江森上海厂无责，真正的元凶可能另有他人。
对此，2011年十二月二日，上海市环保局通过上海公布的微博对外表示：近日某中介组织单方面披露了对血铅问题环境因素的调查数据，引起了本市主管部门的密切关注，据有关部门分析认为，这些数据尚未经过权威部门的进一步核实论证，因此还不是最后确证的调查结果。
康华新村的血铅事件，事发5个月后，结论仍未清晰。
江森翻案？
夏青称，假如公司有涉铅的活动，并且未经严格的环保处理，就必然会在土壤中留下痕迹。
这份结论对江森颇为有利的《溯源报告》，由铅酸电池协会出资支持的调查组完成。专家组成员8位：我国环境科学院原副院长夏青为组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小平、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环境所研究员洪燕峰、华南师范大学化学与环境学院教授陈红雨、华南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高级工程师陈大志、沈阳蓄电池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伊晓波、沈阳蓄电池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赵键、我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影响评价中心环评工程师硕士于华通。
夏青称，假如公司有涉铅的活动，并且未经严格的环保处理，就必然会在土壤中留下痕迹。于是，专家组请来具备司法调查资质的广东省绿色产品认证检测中心司法鉴定所（下称绿色认证所），并于2011年十月二十六日，在康花新村选取25个监测点进行土壤测试。
据了解，在夏青领导的调查小组之前，上海江森厂区及其周边地区自1995年以来还进行过两次土壤含铅量的调查，第一次是1995年的环评，第二次是2006年的回顾环评，两次监测都由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执行。
《溯源报告》显示，根据1995年环评、2006年回顾环评与2011年绿色认证所测量的数据比较，5个相同采样点的铅含量分别为SI点：<1mg/kg、54.4mg/kg、57.6mg/kg；S2点：<1mg/kg、28.0mg/kg、43.9mg/kg；S3点：16.4mg/kg、27.6mg/kg、25.9mg/kg；S4点：无记录、31.4mg/kg、27.9mg/kg；S5点：无记录、30.2mg/kg、19.3mg/kg。
本报记者查阅我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我国土壤元素背景值》，显示上海市土壤的铅含量本底为24.9mg/kg。而根据《土壤环境质量标准》（GB15618-1995）的规定，二级土壤环境质量的铅含量标准为300mg/kg。
夏青表示，2006年以后，江森上海厂厂内东北角的监测点S1和冬季典型日方向监测点S2（厂址东南方向）土壤含铅继续新增，其土壤含量新增的速率（累积速率）要低于1995-2006间（前身为上海德科国际蓄电池有限公司时）的新增速率。处在夏季典型日方向S3（康花路与锦绣路交汇处）点的土壤含铅量并没有明显的变化（2011年为25.90mg/kg）。其余各点土壤含铅量不再升高，保持在上海市土壤铅本底中位值附近（24.90mg/kg）。
这样的数据反映出江森上海厂的铅残留积累是在上海市含铅量本底水平的。夏青称。
调查迷局
调查已经基本结束，但是结果还没有公布。鞠春方称。
尽管这份《溯源报告》替上海江森翻案的意图明显，但夏青仍再三强调调查的独立性，我们公布的数据是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
十一月三十日，江森在海外公布的新闻稿引用了《溯源报告》的结论，称江森不是造成康桥地区铅污染的原因。翌日，上海市环保局约见了江森的相关人员，表示定会尊重江森的声誉，但要求江森将新闻稿从其海外网站上撤除。对此，江森并未照做，并对外称将于2012年一月一日复产。
2011年十二月二日，上海市环保局通过上海公布的微博对外表示：近日某中介组织单方面披露了对血铅问题环境因素的调查数据，引起了本市主管部门的密切关注，据有关部门分析认为，这些数据尚未经过权威部门的进一步核实论证，因此还不是最后确证的调查结果。
虽然上海市环保局并未明示中介组织的指向，但关注康花新村污染事件的人士均认为，其暗指的正是铅酸电池协会。
铅酸电池分会是我国电器工业协会的下属分会，其秘书处则是挂靠在沈阳蓄电池研究所。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鞠春方并不愿意就《溯源报告》给出直接回应，他对本报记者表示，针对康花新村的铅污染事件，上海市政府牵头成立调查小组，上海市卫生局和环保局各自做了一份调查报告。
调查已经基本结束，但是结果还没有公布，我们也都在等着官方公布结论。上海市政府的调查小组一定会给公众和相关公司一个结论。鞠强调。
本报记者就此求证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其新闻发言人小组一位李姓工作人员则表示，相关调查由上海市环保局和浦东新区具体负责，她和发言人小组的其他人员并不清楚相关调查进展。
随后，浦东新区政府新闻处也以不清楚事件进展，且问题专业性较强拒绝采访。
但本报记者经多方证实，除了《溯源报告》，针对康花新村的铅污染事件，上海市卫生局和环保局确实各自做了一份调查报告。2011年十二月十日上海市环保局召开了专家听证会，请来了包括我国环境科学院院长柴发合、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唐孝炎等9位专家对这三份报告进行调研。
9位专家之后给出了6条意见，其中一条指出‘江森上海厂有很明显的关联性’，但却未对‘关联性’给予实质和具体的解释。夏青说。他同时表示，自己并未看到过另外两份报告的内容。
元凶不仅仅一个？
康花新村血铅儿童重要集中在两个住宅楼，从目前的科学和技术手段来看，查相应该是不难的。
实际上，在去年十二月十日召开的上海市环保局专家听证会上，9位专家除了提到江森上海厂，也建议对上海康硕周边的土壤进行恢复。而在夏青看来，在诸多的铅污染源中，距康花新村仅20米的上海康硕，极有可能是真正的元凶。
《溯源报告》称，绿色认证所2011年十月二十六日对已经关闭的上海康硕厂内的土壤监测表明，该地块总铅的含量为1058.9mg/kg，总锌的含量为3782.5mg/kg，硫酸盐含量为0.64g/kg，是该区域最为严重的超标区。总铅超国家标准3倍以上，超即将颁布的新国家标准10倍以上，总锌超国家标准15倍以上，表明在这块场地上有过强烈的涉铅和涉锌活动。
根据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信息，上海康硕成立于2006年六月七日，注册资本150万元，法人汪红娟。经营范围为废旧物资回收（含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日用百货、工业用原料（除危险品）、建筑材料、机电设备的销售。
本报记者曾致电上海康硕，一位自称是会计的女士称，康硕现在的法定代表人最近刚刚购得公司的股份，有关以往的生产情况并不知情。但她透露，上海康硕原来是国有公司。
据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确实在去年八月公布过上海康硕出售100%股权的信息。
康花新村血铅儿童重要集中在两个住宅楼，从目前的科学和技术手段来看，查相应该是不难的。国内一位环保专家对记者表示。
铅酸电池行业的环保之痛
土壤中的铅浓度与距离并不是绝对的正相关。
尽管从行业人士看来，江森作为铅酸电池行业龙头公司，其环保投入比中小公司多。但江森上海厂在以往的实际运营中确有不规范之处。
鞠春方对本报记者表示，2011年六月三日，我们对上海江森的35个排放口做了监测，发现其中的4个超标排放。对此，上海环保局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罚款3万元；同时责令其停产整治。
江森对此的解释是，由于维修工的不当操作，厂排放出现过短暂的异常状况，经过整改后，六月下旬浦东新区再次进行排放检测时，排放量已经符合国家标准。
据悉，浦东新区环保局确实在六月二十一日和八月三十日又对上海江森进行了两次抽查，排放浓度也确为达标。但鞠春方表示，江森上海厂只能算是基本达标，谈不上稳定达标。
江森对此并不认同。美国江森自控有限公司我国区ESH（环境、健康与安全）经理刘伟君对本报记者表示，从2007年到2011年的多次检测结果显示，江森仅有两次未能达标。
假如确实是我们排放的铅烟造成儿童血铅超标，那么一定是我们厂附近土壤的铅浓度要高于600米外康桥新村的土壤铅浓度。一位江森内部人士称，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不过，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一位教授向本报记者解释称，血铅事件的判断是否能由土壤污染程度为依据，还不能完全确定。还要考虑风向和排放高度的问题，有关环境的影响还要具体分析。也就是说，土壤中的铅浓度与距离并不是绝对的正相关。
显然，环保约束是悬在铅酸电池行业的一把剑，随时可能砍下来，是其行业发展绕不开的环节。
